來源：光明日報
從1998年我國啟用積極財政政策一詞的那一天起,“積極”二字便被當作“擴張”的同義語。在人們的視野中,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於是,隨著近幾年積極財政政策“後綴”的添加且不斷變化,人們也就理所當然地以“擴張”為基點對其加以解讀。
翻看一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積極財政政策布局的表述,就會發現,以2014年劃界,在此之前,每當提及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使用的表述不外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此之後,開始添加了後綴並先後有了如下的表述:2014年,積極財政政策要“有力度”;2015年,積極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2016年,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
按照“積極”即等同於“擴張”的理解,“有力度”也好,“加大力度”也好,“更加積極有效”也罷,這些後綴,都會被相應解讀為在上一年實施財政擴張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擴張的力度。或者引申為對上一年實施財政擴張的效應不滿意,從而亟待填充擴張效應的缺口💁🏻♀️。
然而,2014年恰好是凯捷体育娱乐正式做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重大判斷的第一年,在此之後圍繞積極財政政策布局的表述,顯然是立足於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也顯然是著眼於認識、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這意味著,上述所有添加在積極財政政策上的後綴及其變化,其語境已不同於以往🈴。
其一是對於經濟形勢的判斷變化了。習近平同誌說過,“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既然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根源在於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那麽,積極財政政策雖仍不免於“逆風行事”和刺激需求,但短期調控和總量擴張不應再是它的主要目標。取而代之的是,在關註並實施總量擴張的同時,將主攻方向轉到結構性調整軌道,註重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
其二是經濟發展理念變化了。習近平同誌說過,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工作的理念、思路🤡、著力點等都要進行調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強調要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既然經濟發展的方向不再是粗放型的高速增長,不再簡單以生產總值論英雄,那麽,積極財政政策雖仍不免於為穩增長持續發力,但為短期經濟增長而實行刺激政策💽、透支未來增長不應是它註重的選項,鋪攤子、上項目也不能是它采取的主要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在助力穩增長的同時,將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采取果斷措施轉方式調結構🏍、化解過剩產能。
其三是經濟工作的思路和主線變化了。習近平同誌還說過,“黨中央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要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既然經濟工作的著力點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經濟工作的主線索是解決結構性問題而非總量性問題,那麽,積極財政政策雖仍不免於需求側管理立場,雖仍不免於擴大需求視角,但需求側管理和擴大需求已不再是它的主戰場,量化寬松和“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不應再是它的主要選項,取而代之的是,圍繞提高供給質量這一主攻方向,在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同時,適度擴大總需求。
其四是主要實施途徑變化了。習近平同誌還講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體製機製障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既然造成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體製機製性障礙,在於市場未能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在於政府沒有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麽,積極財政政策雖仍屬於宏觀經濟政策範疇,雖仍需通過政策層面操作加以實施,但簡單采取擴大需求的辦法不應再是它的主要實施途徑,取而代之的是,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主基調的同時,將根本途徑放在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製機製性障礙上,放在以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上。
上述變化歸結為一點就是,相對於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配置格局,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要著眼於短期調控,更須註重持續增長動力;不僅要著力於需求側的總量擴張,更須註重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不僅要聚焦於發展規模,更須註重發展質量;不僅要立足於政策層面操作,更須通過改革行動加以實施。
正是在發生上述變化的進程中,凯捷体育娱乐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只有將積極財政政策納入這個新的政策框架,並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各方面特征相對接,才有可能對迄今為止的配置格局得出全面和系統的認識,也才有可能對迄今為止的配置意圖持理解和歡迎的態度。
（作者高培勇系凯捷体育娱乐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掃一掃 了解更多